由于父母常年外出务工，我们家里的三亩多耕地都是租给邻居耕种。起初每亩每年租金六七百元，后来又降到了四五百元，今年又降到了三百元，但是，邻居还是不想租种了，归根结底是种地不划算、不赚钱。
麦地
直接原因是农产品，主要是粮食作物的价格相对稳定，或者说是长期处在一个低水平的价格区间。同时，种植成本却不断的增高，除了租金下降一些之外，人工成本、机械成本、肥料农药价格等都在不断上涨，尤其是人工成本增长的特别快。这样收入与成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有时遇到干旱或者洪涝的年份还会赔本。租地种的农民还不如自己打零工划算，比如，跟着农村建筑队出些苦力打杂每天至少能挣一百元，又如，去镇上的超市打工，一个月差不多能赚两千元，比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还要多。
农业是国之根本
一是不想种地的农民多了。市场经济总是引导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农民们外出务工从事其他行业都比种地划算、赚钱多，自然而然的导致连自己的地都不想种，或者说是种地不再是他们的主业，偏好种植一些几乎不需要经常打理的粮食作物，比如小麦、大豆、玉米等，一般只需要农忙时节收获一下就行了，但是，这些粮食作物的回报很低，也可以说，种地慢慢变成了当地一些农民可有可无的副业。根据一些官方统计公报，由于河南东部的周口、商丘地区都是我国人口十分密集的区域，但这些地区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大量人口外流，数据显示，2018年年末周口全市户籍人口1161.69万人，常住人口867.78万人，人口净流出量达293.91万人，接近300万大关，商丘市的净流出人口也接近200万。这些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农村的“人荒”，这也与平时农村基本上只有有限劳动能力与消费能力的老幼病残人口的直观感觉形成呼应。现在农村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会恢复往日车水马龙的热闹繁荣，因为外出务工和做生意的农民们都要回家过年。乡镇上的一些大型超市主要是依靠整个春节获取全年主要盈利，平时基本能够维持微利运营或保本经营就不错了。最终农村的“人荒”也直接导致了“地荒”。
其实，“人荒”的背后是农村社会的转变，可以说当下的农村社会进入了“消费型社会”或者说是“准消费型社会”。经济学上对消费型社会的定义是指大众型消费社会，即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但是，我所指的农村“消费型社会”或者“准消费型社会”和上述经济学上的消费型社会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因为当下的农村尚不符合经济学上的真正的消费型社会的全部定义。然而，随着以农业、林业等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在当今社会的日渐式微，虽然第一产业在国家战略层面上仍是重中之重，但对于当地普通农民个体来说，农业等第一产业变得愈来愈不太重要，亦或仅能成为糊口的工具。这却是当下社会发展所不允许的，毕竟农业是国之根本。由于一般农村基本上没有吸纳大量农民就业的第二产业，因此，当下农民的发展基本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外出干生意或进入属于第二产业的工厂务工，另一部分留在老家，到乡镇和县城务工、干生意，基本上从事的都是消费型行业等第三产业，比如餐饮、装修、婚纱摄影、手机维修、超市等。因此，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赚钱，只能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在本地从事第三产业，或者去外地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这就是当地第一产业式微、第二产业发展不足、第三产业主导的农村“消费型社会”或者“准消费型社会”。由于当地农村“消费型社会”或者“准消费型社会”发展容量暂时是有限的，进而导致许多农民被迫流向了外地发展，主要是东部沿海城市。这就是当地农村“人荒”的深层次或者根本原因。
当地农村“消费型社会”或者“准消费型社会”的典型标志是中大型超市的快速发展与小型商铺等的经营惨淡。当地镇上陆续建成了六七个大型超市，而且生意都十分兴隆，可以说也引领和改变了当地居民的购物习惯。镇上小型商铺由于生意惨淡而被迫转型，开始探索与大型超市的差异化经营，比如，转型卖炸鸡等小吃，代理经营快递，制售月饼糕点等季节性和节日性食品等，转型失败的小型商铺只能另谋出路。可以说镇上的中大型超市既给当地创造了新的就业和发展机会，也在消灭一些就业和发展机会，亦或是说总体上可能减少了当地的发展容量。
二是想种地的农民种不好地。由于以种地为主业的农民的思想观念没有跟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无论是种自己的地，还是租地，种植的都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传统粮食作物。这既与当地的土地状况有关，有些土地可能不适合种植一些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又与政府的引导有关系，由于未能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种植，无法发挥出种植经济效益。比如，整个村子只有一个农民种植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如中药材、瓜果等，极端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被人盗取，所剩无几，最后就没人敢种这些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了。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在农业产业化方面做的特别好值得学习，比如，我们隔壁的安徽省亳州市依托着华佗故里的名号，当地政府大力发展中草药产业，积极引导农民种植高附加值的中草药经济作物，形成了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基本实现了中药材领域的农业产业化，不仅使农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而且亳州也成为了全国闻名的药都。
药都亳州的芍花
三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没有被利用好。近些年国家出台了许多好的惠农政策，比如，规模化承包土地可以获得可观的财政补贴政策，上级部门的初衷是通过财政补贴引导农村农田土地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开发利用，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可是，有时往往事与愿违，这些上级优惠政策被一些不法之徒钻了空子，他们以承包农田土地发展农业为名，套取财政补贴，骗取银行贷款，甚至圈地另有所图，其中有些人已经卷款跑路，留下了一堆烂摊子和半荒废的哭泣的土地。但是，农民个体种田却得不到这么可观的财政补贴，几乎对种田丧失了积极性，也有人质疑，既然有补贴，为什么不直接给农民呢？
种地不划算、不赚钱也直接导致农民们对种地积极性不高、重视不够。以我们行政村为例，由于受气候干旱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小麦收成不好，有的亩产只有三四百斤，更极端的是，我的一个邻居由于忙于在镇上经营生意红红火火的烧烤店，无暇打理自家的小麦地，等到收麦的时候，他本打算开着电动三轮车把收获的小麦从地里拉回来，结果到自家地里才发现一亩多地只收获了一袋子小麦，估计还不够联合收割机的费用，邻居直接尴尬的对联合收割机机主说，不给你收割费用了，这些小麦都给你吧！于是，邻居又开着空荡荡的电动三轮车原路返回了。其实，今年我们行政村的小麦收成不好，既有天灾，更有人祸，而且人祸或者人为因素远大于天灾。因为隔壁县城和本地其他偏远一些村庄的小麦由于抗旱、施肥等都比较及时和充分，亩产小麦一千斤左右，和最近新闻联播上报道的亩产量差不多少。
袁隆平院士曾说：“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如果这些农民都不再愿意种地，也就是不再间接珍惜粮食，虽然这是大环境使然，但后果还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必须尽快做出一些改变，使农民种地相对于其他行业更有利可图才行。
袁隆平先生
一是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当地已经有人开始承包村民个体的田地，全身心投入到种地之中，比如，我的一个邻居在村里承包了一百多亩土地，耕种了两三年了，经济效益应该还不错，虽然不知道邻居赚了多少钱，但在别的邻居看来，如果承包田地不赚钱或者赚的少，他肯定不会一直干下去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他赚了多少钱，应该算是商业机密吧！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和家人肯定很辛苦，也会承担一定的风险，比如，今年气候干旱和新冠肺炎疫情都会对其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实，邻居直接与许多村民个体签订农田土地承包合同存在一定的稳定性风险，假如有的农民毁约就可能影响规模化开发。因此，需要行政村或者镇上先把这些农田土地集约起来，然后统一租给这些种粮专业户，这样就可以让愿意种地的农民专业种地，让不愿意种地的农民把土地租出去而专心从事其他行业。二是发展特色种植，提高作物自身价值。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多种植一些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相对减少粮食的种植规模。三是发展科技种植，提高作物产量和质量。四是发展产业化种植，提高作物附加值。打造或者对接农作物产业生产、加工、销售等全流程链条，力争向“微笑曲线”更高附加值的两端发展。
最后，鉴于我的老家与邻省接壤，结合当地实际，倡导提出打造“省际经济”理念，即是小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是泛区域一体化。因为暂时无法打破行政管理的界限，倡议相邻的两地政府协同发展临界区域的经济，以形成更大的规模效应，进而在一定程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如我们县可以与隔壁的安徽省亳州市在临界区域联合发展中药材种植加工产业。它的效果类似于雄安新区把三个县城合而为一，又相当于把河北省廊坊市划给北京市或者把浙江省嘉兴市划给上海市一样，都会产生可期待的良好效果，当然这种划给只是一种假设、一种比喻。
中国地图
另外，现在这些省际交界处地理环境和人文等社会环境基本一致或者说是浑然一体，虽然仅隔着一条河或者一条公路，但是，由于双方政府的发展理念不一样，导致临界两地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套用网上流行语就是，都是一方热土，差距咋这么大呢？其实，临界两地的居民早已自发的向发展好的一方看齐，学习和实践对方的先进经验，力争自己也能发家致富。因此，也只需要一方的地方政府放下身段，虚心学习，积极沟通，合力打造“省际经济圈”，把这些经济落后的省界地区发展壮大起来，也能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由于双方或者多方的省际区域发展差异较大，所以打造“省际经济”比较困难，但效果又是最好的。只要“省际经济”能够成功，同样，同一省市内的“市际经济”“区际经济”“县际经济”等“临界经济圈”更容易打造和成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