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南安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91年10月)作者柯文宝、洪瑞生，原标题《十七世纪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台湾》
正文
台湾，古称瀛州、夷州、澶州、蓬菜、琉球。史传，秦代就有汉人入台。《三国志》中《孙权传》记载：“黄龙二年（230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隋大业三年（607年）羽骑尉朱宽从福建入海探琉球。大业六年炀帝遣虎贲郎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周多东阳兵万人：泛海前往慰谕。到了唐代正式建制，归泉州府晋江县管辖。宋元时闽南人陆续移居台湾，各地族谱均有记载。有史可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且同闽南有着血缘地缘密切关系。
1595年后，荷兰大批商船东进爪哇，排挤了葡萄牙人，占据巴达维亚，垄断了印尼香料的贸易，殖民主义爪牙伸进了东南亚。十七世纪初，荷兰在政治、军事、经济、海运各方面迅速强大起来。1601年荷兰人攻占葡萄牙在南洋群岛的重要据点一马六甲。1602年，荷兰人在巴达维亚成立“东印度联合公司”，取得了独占印度洋区域的贸易和航行权利。并且得到议会特许：可以在东方维持自己的海陆军队，修筑要塞，设立法庭。1605年大败西间联军，从葡萄牙手中夺取安汶。1619年又大败英军。那时的荷兰已拥有商船16000艘，船员10万人（而英国仅有1500艘，法国1000艘）。在军事和海运上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就是在国内外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历史条件下，更加疯狂地进行对外扩张和海盗掠夺。
1624—1662年（明天启四年至清康熙元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台湾历经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那时台湾的社会经济也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特产在当时欧洲市场上需求量很大，利润也很高。勤劳的中国人民又是他们开发殖民地不可缺少的劳动力。因此，他们力图夺取一个足以控制对华贸易和掠夺中国财富的基地。这样，祖国宝岛——台湾就首当其冲了。
台湾地处我国东南海道要冲，东与球群岛为邻，南与菲律宾群岛相望，西北隔着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相联系。台湾气温高，湿度大，雨量充沛，对农业的发展十分有利；而且水产资源、地下矿藏也很丰富，在战略地位上显得特别重要，所以被称为“东南之锁匙，七省之藩篱”。
1624年9月，荷兰人借着明朝允许在台湾经商为由，在台南沿海登陆，占领了安平港至台南地区作为立足点，并在安平赤嵌设置商馆，以贸易作幌子，设立了军事设施。
1625年1月，荷兰殖民者首任台湾长官宋克，亲自访问新港社，用15匹棉布向平埔族人（高山族支系）骗取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大片土地，这就是后来建筑晋罗文查要塞的地方。暴露了资本主义殖民者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利益的殖民占领侵略野心。
在赤建立根据地后，他们又采取种种威胁利诱手段，把统治势力逐渐扩”展到邻近的肖珑、麻豆、目加增湾、哆罗国、诸罗国、放索、琅峤等平埔族人住居地区，以及嘉义北港汉族人新开垦住居地区强迫缴纳地租、实物和人头税。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基本上实现了对台湾南部的占领。
1642年荷兰人又出兵攻打鸡笼（即基隆）、淡水等台湾北部重要港口，赶走了西班牙人。其侵略势力又扩展到台湾北部沿海地区。这样，荷兰殖民者就牢固地占据整个台湾岛长达38年之久。
二、荷兰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荷兰统治台湾的历史，就是一部荷兰人的殖民掠夺的历史。诚然，在荷兰殖民者统治台湾时期，由原来单一、封闭、落后的经济转变为殖民地经济。
（1）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组织机构：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设置行政长官和评议会，对全岛实行统治。他们任命各社、各村的头目叫“长老”，并授予有公司微章的藤杖一根，作为权的标志，每年在赤嵌召开一次地方长老会议，宣布公司的方针政染。据《彰化县志》卷九记载，这长老汉族人称为土官，有大土官、副土官职位，以“分掌其权，不相统摄，且易为制”。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全岛统辖有45个部落，193个社，分成7个行政区；三个在赤嵌东部，一个在南部，一个在东南部，二个在北部。
其中以赤嵌、肖珑、麻豆、新港、法尼兰等地为主要据点。
热兰遮城堡复原图
荷兰殖民者在许乡重要地区建筑城堡和要塞，以防备人民的反抗，1624年建造热兰遮城堡（即安平城），1636年又在鹿港建造费里辛根堡，1653年在赤嵌附近建造普罗文查堡。阿姆斯特丹总公司董事会决定：台湾平时守军不得少于1200人，最多时达2200多人，有三分之一的兵力驻守在热兰遮城及其附近。他们对各族人民的反抗，采取极其残酷手段镇压。1652年郭怀一聚众起义驱赶荷兰人，终被歼灭；一遇汉人反抗，动辄“剿灭无余”，致整社村绝人。
（2）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土地垄断：
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后，发现本地农作物有很高的商品价值。于是：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垦植，并设立“王田”制度，以东印度公司占领区的土地为基础，形成·一种新的剥削关系。规定“公司在台湾本岛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曹永和《台湾经济史初集》）实际上台湾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全部被荷兰殖民者剥夺了，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据《凤山县志》卷四记载：“就中土遗民（指明末台汉人），令之耕田输税。”“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甲，分别上、中、下等则征粟。”又据《彰化县志》卷六田赋志所载：“台湾田赋与中土（指大陆）异者，自红夷至白，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租。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一甲，分别上、中、下三则征粟。其陂堤圳修筑之费，耕牛农具种籽，皆红夷资给，故名日王田。亦犹中土人，受田耕种，而须纳租子之义，非民自世其业也。”汉人在荷兰殖民者统治下开垦荒地，一旦可以耕种，必须向荷兰当局实行缴纳高额赋税的义务。其王田制征税规定如下：
水田一甲租率：上田18石（每石为120斤），中田13石6斗，下田10石2斗。园地一甲租率：上园10石2斗，中园8石，下园5石4斗，这种租税包括地税、赋税、防御税（即军费）的综合租税，按其生产能力测算，农民只得20一30%，公司当局却获得70-80%的高额税收。从这种王田制的生产关系来看，台湾农民开垦田地，自己没有土地所有权，处于佃农地位；而荷兰殖民当局以军事占领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成为封建地主。这种封建地租剥削比大陆封建时代的地租剥削更历害，暴露了荷兰殖民统治者对台湾士地垄断的残酷程度了。
（3）荷兰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残酷盘剥和掠夺：
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各族人民征收各种繁重捐税有：一是人头税，凡七岁以上男女，每年每人缴一里耳（荷币，折合英币一便士半）。据《台湾岛史》第八章记载：月1624-1644年这期间，每年征收人头税达33700里耳。二是狩猎税，据东嘉生《台湾经济史·概述》记载：设网捕的发给许可证，每月交一里耳，设陷并的每月交15里耳。其岁入达28000里耳。三是渔税，渔民捕获鲨鱼，每条要纳税一个斯揣卫（荷币）；中国人在沿海捕鱼，要获得该公司的准许，并须缴纳十分之一的鱼税。
荷兰殖民者还巧立名目，肆意加派各种贡物，他们向长老宜布：各村、社必须缴纳鹿皮、稻谷等贡物。据《巴达维亚城日志》1644年12月2日记载：这一年台湾各种贡物总数价值4万里耳。他们对高山族的特产鹿皮更是贪得无厌，以缴饷形式大肆搜括。据康熙年间的《诸罗县志》记载：“台湾南北番社以捕鹿为业。仆社之商，以货物与番民交易。
肉与脯发卖，皮则交官折饷。以鹿皮为饷，即取社商投标包干之法，称仆社。”社商一方面是荷兰殖民者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则是依靠荷兰人的势力，对番社农民进行赤课裸地剥夺，荷兰殖民者为了控制农民剩余农副产品外运的权利，特别规定苛重的关税，据日本窦田或曾叙述这种情况：“台湾农民的剩余农产物及狩猎所获，受荷兰人的命令，每年五月一日，在被指定的场所进行交易。农民不接受荷兰人的货币，只是选取必要的日用品。”这种交易是由官员自定价格，以贱买贵卖的手段，任意对台湾农民进行残酷的劫掠。
海盗的掠劫，特别是贩卖奴隶，这是殖民者普遍使用的灭绝人性的行径，荷兰殖民主义者不但霸占了我国领土台湾，而且利用台湾作为掳掠中国商船的根据地。据甘为霖《荷兰侵略下的台湾》和《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等书所载：被荷兰威廉·庞德古海轮掳劫去的中国商船，不但货物被劫一空，而且船上的旅客和水手被运到巴达维亚城拍卖为奴，或从事苦役。1624年10月28日从一条中国帆船上掳走3人。同年11月4日又被俘掳25人。到了第二年五月一日,庞德古海轮已劫掳了数百名中国人。
以上种种事实，暴露了荷兰殖民者对中国人民肆意盘剥和残暴掠劫的罪恶行径，是殖民主义侵略者留下的血腥罪证。
（4）荷兰人统治时期的台湾对外贸易：
荷兰殖民者统治台湾时期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掠夺合湾的土特产品，如鹿皮、蔗糖的转卖而获取暴利的。据《巴达维亚城日志》记载：荷兰人入侵台湾之前，“台湾每年可猎取鹿皮20万张。”荷兰人入侵后，“鹿皮一部分运往日本，大部分则被运回本国。1650年，一只长崎的荷兰船。一次就装84890张皮货。”“砂糖除大部分运到波斯外，也有一部分运往日本贸易。由公司运到日本的蔗糖：白糖12340斤，红糖112460斤。”荷兰对波斯最大贸易是台湾的蔗糖。据荷兰记载的综合资料：1639年为18.8万斤，1640年跃增到52.1万斤，1652年增至58.8万斤，1657年又大幅度增至82.9万斤，1661年递升至85.7万斤。自1650年以后几年中，每年蔗糖产量达90万斤，被运到波斯去的就有50万斤。在1657-1661年的最后五年，每年蔗糖产量竞达170多万斤，被运到波斯去的也增至80多万斤”从蔗糖输出这一惊人的数目，可以看出当时台湾的蔗糖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
据《台湾岛史》第八章记载：荷兰殖民者对中国的贸易，主要是运出台湾的大米、蔗糖、条、鹿角、鹿脯卖给中国人。再从中国买去生丝、丝绸、陶器、茶叶、药材、黄金等，然后转卖给日本、巴达维亚和荷兰本国。文从巴达维亚输出香料、胡椒、琥珀、木棉、锡、铅等转卖给中国。荷兰人占据台湾期间、对华贸易每年约100万美元、获取暴利达百分之百，以1649年为例：荷兰在东南亚地区对外贸易纯利达182.56万盾中，驻日本商馆占38.5%，台湾商馆25.6%。
据甘为霖《荷兰侵略下的台湾》398页记载：当时荷兰·驻台湾最后一任长官揆一在给公司的报告中说：“由于对华贸易，乃幸运地得到恢复和发展，通过买入大批中国货和卖出福修萨（即台湾）的皮革、兽肉和蔗糖，我们获得了以往任何长官任内所未有过的巨大利润。”
他们就是这样通过掠夺殖民地财富、贱买贵卖、转手倒卖等各种手段获得高额利润，促其资本的雄厚积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寻找资源、产地、劳力、产品、市场，因而也就必然要向外扩张，进行殖民侵略。
（5）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宗教及其文化活动：
为了在精神上彻底奴役台湾人民，荷兰殖民者于占领台湾第四年，就派遣大批传教士到新港、目加理湾、肖珑、麻豆、大目降及南部的放索、琅峤等地传教。据《台湾通志》卷三《政事志·外事篇》记载：荷兰首任驻台宣教师甘地究士，自天启七年（1627年）起，在新港社传教获得成就。崇祯六年（1633年）以后，学校亦开放，由宣教师教授A、B、C及《教理大要》。他尤重视教育，初以私人交费开设学校，招收70名儿童，教以罗马字书写土语。其后得到政府资助，逐渐在肖珑、麻豆、大目降等地的宣教所兼设学校，形成宗教和学校并行发展.
当时开设学校分为三部教育：第一部为儿童班，第二部为成人男子班，第三部为成人女子班。（成人年龄以20-25岁为限）据当时官教师的调查报告，在新港、肖珑、麻豆、目加瑄湾、大目降五所学校，共开设儿童12班480人，成人男子6班264人，成人女子12班560人。由此可以想象当时教育之盛况。不过，那时荷兰人在台湾开办的学校，都是以“祈祷集”、“问答书”、“说教集”及“礼拜”之类作为教材的。这仅是一种施行宗教教育的措施，不同于资产阶级一般学校的基础教育。这种宗教教育是当时台湾教育独具的特色，是为荷兰殖民统治服务的。
三、荷兰统治时期的台湾社会经济列宁说过：“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反过来说，也就是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所决定的。
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以前，那里的社会经济有两种类型：一类是高山族的土著居民，大部分住居在山村，以狩猎为业，至于耕种农业是很落后的。据《东番考略》和《台湾岛史》记载：高山族人还不懂得牛耕和使用农具。“治畲种术，不识岁时，以树木萌芽为候，山花开则耕，禾熟拔其穗。”在和汉人的交往中，以物易物。可见当时的生产力是很原始落后的。另一类是汉族人住居地区，因为他们都是从大陆移居到那里开垦荒植，这些垦荒者大多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虽然他们从大陆带去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耕作方法，只能是求得温饱的、自供自给的、封闭式的自然经济。
在荷兰人统治台湾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他们以东印度公司的名目，垄断了台湾的土地，建立了“结首制”和“王田制”的封建农奴生产关系，发展商品经济，是为其掠夺财富和扩大资本的积累服务的。导致台湾人民在政治上处于被歧视地位，不少台湾人民无辜遭受血腥镇压，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和奴役地位，在生活上遭受苛捐重税的盘剥。台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有心反抗，却无力回天，直至民族英雄郑成功兴师复台，台湾人民才摆脱了荷兰殖民者的统治和经济剥削，进一步开发和发展台湾经济。
《南安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9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