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日，再次造访标山和凤凰山。
蹬自行车入北园大街，先到了标山，在山之东南登山。
山还是那个熊样子，只有两座石质钟鼓楼尚可观，其它部分被一座钢筋玻璃桥，把整个山体覆盖在桥底下了，完全没有了山的趣味。记得第一次游历标山和凤凰山还是十六年前。近些年也来过，却已不是当年模样，标山被改造的面目毁容，特有照片为证。
（以上是2024.10.6所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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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2008年6月所拍摄的标山）
山上几乎无人，拍了几张后下山，蹬车来到凤凰山。
这个山体还有些看头，我在十六年前的文章里写道：“山虽不高，仅海拔48米，倒也显得小巧玲珑。只是那凤凰阁感觉太大了些，像是一个小孩子头上扣上了一项京戏上的凤冠，让人有头重脚轻之感。”只是今天再去看，又没有这个感觉了，不知是重修了阁子还是感觉变化了。
原先从阁廊上西望，标山近在眼前，真的似伸手可及。但现在两山之间矗立起了众多高楼，只能隐约望见标山上的钟鼓楼顶了。
在山上拍照后，想起一直以来没有找到的那个山洞，元代张养浩曾来过。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甚至一个在半山腰锻炼的老者说，他搬到这里已经十多年了，从不知道这山还有个洞。
西坡肯定是没有，我从山的东坡寻找，荒草荆棘，全无游者，终于从一条人工踏出来的小路找到了。接近山顶处，洞深两米余，可坐两人。洞口处摆满了各种小佛像，布满灰尘，看样子也是好久没人来了。此洞能遮雨避风，张养浩曾幻想躲在这个山洞里读书，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那时这山上“童无树林”，并没有这么多灌木草丛，现代人却找到这个地方烧香磕头。探头看这洞口内还有钟乳石类，上下错互断开，洞口朝东，稍有连绵。
网上资料，说张养浩写的标山是现在的标山，其实是不对的。按张养浩在《标山记》里的记载，标山和凤凰山在元代时都统称为标山的。“盖土人以旁无他山，惟此若标可望，故以名之。”“其居东者，上有洞如屋，可避风雨。”“既而坐洞屋中，出觞更酌，咏古人闲适之诗-----”所以张养浩游历的是现在的凤凰山。而百度上解说“如今山洞无存”，也是胡说，没有亲历实地调查，就敢上百度臆断，可见现今文化人的浮夸浮躁之风气。
1987年我在北园水屯小住时，有一次和妻走到了一处田野中的墓园，很是显眼，赫然见到了张公坟，心里还一惊，怎么张养浩安葬在此？三十七年前的媒体宣传不是像现今这样便捷，我又孤陋寡闻的，回来查书才知，他的家乡就在邻旁的云庄，当时称“张公坟村”，原来竟是我们的济南老乡。
（拍摄于1987年1月张养浩墓园）
在年轻上学时学中国文学史，记得课本上讲到元代章节，列举了张养浩的那首《潼关怀古》印象特别深：“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尽管他在文学史上的名气不如他的另外两位济南老乡李清照和辛弃疾，但这位云庄先生离着我们更近些，无论是故宅还是年代。济南的山山水水他也是歌咏了很多的，却也离着我们有七百多年了。
他是在任上累死的，去世时还六十岁不到，而他的祖辈父辈都是高寿，活了八九十岁，按按理说他不应去世的这么早。
张养浩居官清正，敢于犯颜直谏。他关心百姓之疾苦，抑制豪强，赈灾济贫，做了很多好事。
延佑二年（1315），在张养浩（时任礼部侍郎）等人的积极推动和主持下，元朝举办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为广纳人才，激励后学，恢复科举开启了读书人入仕的大门。
在武宗即位后，封赏了大量官员，出现了诸多贪污腐败现象。身为监察御史的张养浩三次进谏劝阻，均无效果，于是他写下《上万言书》历数时政“十害”：赏赐太侈、刑禁太疏、名爵太轻、台纲太弱、土木太盛、号令太浮、幸门太多、风俗太靡、异端太横、取相之术太宽等。结果得罪了当朝，将他贬为平民，永不得复用。
他写的《风宪忠告》是针对监察官员的，认为监察官员尤其需要有坚定的信仰和气节。张养浩把自律放在了第一位，“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则当严于士焉；有言责者又当严于有官守者焉。”他还对监察官提出了人品标准：“临难”“全节”。就是说面对危难时要勇于肩负使命，时刻准备对各种官员秉书直谏，甚至要有随时献身的准备。
他的《三事忠告》书，对我们现在党的反腐倡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他的气节和骨气更应该值得我们学习。
张养浩从51岁赋闲故里，晚号云庄老人。八年多时间，朝廷六召不去。这期间，常与故朋好友交往游玩，收集金石，寄傲林泉，纵情诗酒，著作有多部诗文曲赋游记碑铭等，《归田类稿》即是其闲居在家时的代表作品集。
张养浩的诗文，晚年编定为《归田类稿》四十卷，今存二十四卷，收录于《四库全书》中。还曾有一部词集《江湖长短句》，据说今已散佚。
在济南老城区的布政司街，张养浩的“七聘堂”就曾建在这条街上（网上有资料说建在县西巷，也是不对的。）明代改为张文忠公祠。他辞官归隐后，还在大明湖边建造了一所住宅，经常与三五好友泛舟湖上，饮酒赋诗唱曲。后来，朝廷因吝惜他的才学，曾七次下诏征用，前六次他都不为所动。天历二年（1329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朝廷特拜其为陕西行台中丞救灾。既闻命，散尽家财，登车就道。遇饥者赈之，死者葬之。在陕西做官四月，从没回到家里住过，一直住在官府，不敢丝毫懈怠，最终累死在救灾岗位上。消息传开，“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元史》本传）朝廷追封他为滨国公，谥文忠。
同时代的史学家，被称为“包公在世的”的苏天爵在《七聘堂记》中赞道：“执法牧民为贤令，入馆阁则曰名流，司台谏则称骨鲠，历省台则号能臣，是诚一代之伟人欤！”——就是这样一位济南老乡，难道不值得我们大力宣传和敬仰吗。
下得山来，我又去那个百姓自发的小清河南路的花鸟虫鱼一条街看了看，到家近十点，历时三小时。
2024.10.6
（注：文中图片皆由本作者拍摄）
壹点号文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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