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周恩来以卓越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凭借其在国文方面的出色表现，荣获特别奖。毕业后，人生道路的选择成为了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一道关键难题。彼时的他，正值青春年少，胸怀远大的抱负，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促使他迫切希望能够继续求学深造。然而，贫寒的家境犹如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无法为他提供充足的支持。校长张伯苓鉴于他的情况，建议他前往国外开启求学之旅，经过审慎的思考，周恩来最终决定前往日本。
一方面，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在历史上也曾遭受过外国列强的欺凌，但明治维新后却实现了迅速的崛起和发展，这一历程对于周恩来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借鉴意义。他渴望深入探究日本变革成功的奥秘，从中汲取经验，为祖国的发展寻找可行之路。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地理位置相近，相较于前往其他遥远的国度，路费成本相对较低。此外，清末时期，中日政府签订了一项代培中国留学生的协定，明确规定凡能考取日本政府指定的大专学校之一者，可享受官费待遇。这对于家境贫寒的周恩来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暗自思忖，只要自己勤奋努力，通过考试，便有可能免除学费，从而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实现自己的求学梦想。
确定了前往日本的意向后，周恩来便紧锣密鼓地开始筹措留学经费。当时正值7月的炎炎酷暑，酷热难耐的天气并未阻挡他的脚步。为了凑齐所需的费用，他不辞辛劳地往返于沈阳和北京之间。白天，他在烈日的暴晒下汗流浃背，每一滴汗水都饱含着他对求学的执着；夜晚，又不得不忍受蚊虫的肆意叮咬，但这些困难都未能削弱他的决心。然而，伯父的经济状况也十分拮据，无法为他提供这笔资金。无奈之下，周恩来只好忍痛割爱，将自己多年来精心积累的众多书籍变卖。幸运的是，他得到了教师、同学和朋友们的零星接济，尤其是校董严修和校长张伯苓的热情赞助，这些温暖的帮助如同点点星光，汇聚在一起，终于让他凑齐了最低限度的留学费用。
在艰难筹措经费的过程中，周恩来特意前往沈阳探望了伯父周贻赓。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向伯父表达了多年来教养之恩的诚挚谢意。随后，他又专程看望了东关模范学校的师友们，在与小学同学郭思宁分别时，他留下了充满豪情与壮志的临别赠言：“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些话语不仅展现了他的远大志向，更流露出他对祖国未来的坚定信心和美好期许。
9月，周恩来正式踏上了东渡日本的旅程。他从沈阳出发，途经安东（今丹东），越过鸭绿江，取道朝鲜，最后在釜山搭乘货船驶向日本。当他离开祖国的那一刻，心中涌动着复杂而强烈的情感。他对未知的求学之旅充满了期待和憧憬，但同时，又对祖国和亲人有着深深的眷恋与不舍。这种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使得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豪情万丈地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彰显志向的七言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诗的含义深刻而丰富：他唱诵完苏轼“大江东去”那豪迈的词章后，毅然泪别亲人，转身向东渡海远航。他决心深入细致地钻研各种科学知识，其目的是为了拯救祖国于危亡之中。他愿意像达摩大师那样专心致志地苦练修行，以期望达到“破壁而飞”的境界，用这种精神去改造当下积贫积弱的社会。即使壮志难以完全实现，哪怕投海而死，也不失为一个舍生取义、为理想而献身的英雄豪杰。周恩来的赠言与这首诗相互辉映，共同展现了他高尚的爱国爱民情操以及为了祖国随时准备奉献一切的坚定决心和真情实感。
周恩来深知，前往日本求学之路必定充满艰辛与挑战。随着日本学校考期的日益临近，家中的境况却每况愈下，变得愈发艰难，这让他忧心忡忡，焦虑不已。1918年1月8日，周恩来收到了堂弟从老家淮安寄来的信件，得知在驸马巷老家久病的大叔父贻奎不幸去世的噩耗。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他悲痛至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沉重地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到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已没了知觉一样。”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倾诉道：“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处理？这几年来八叔同八婶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迫，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的东西当尽了，卖的东西卖绝了，借无处可借，赊无处可赊，不要说脸面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要饭吃，恐怕也没地方去要。”到了第三天，他的日记内容依旧围绕着这件事展开：“连着这三天，夜里总睡不着，越想越难受。家里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立刻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如今处于这个境地，是进不得也退不得。”
2月10日，正值农历除夕。这一夜，本应是阖家团圆、欢乐祥和的时刻，但周恩来却在异国他乡，与张瑞峰等朋友交谈至次日黎明才入睡。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家中的情景，心中充满了对家人的担忧和牵挂。这种对家庭的深深思念和对现实的无奈，使他一度陷入了沉思，甚至考虑能否借助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中“无生”（即无为而作、回避世事）的思想，来摆脱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周恩来骨子里是一个对祖国、对亲人有着真挚而热烈情感的人，经过短暂的痛苦挣扎和思考后，他很快就从这种消极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坚决抛弃了孤寂和彷徨。他深知，逃避无法解决问题，只有勇敢面对，才能战胜困难。最终，他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战胜了自己，没有选择遁入佛门逃避现实。
第二天，即农历戊午年（1918年2月11日）的春节，在这个新的开端，周恩来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感悟和决心：“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却不去践行。”接着，他明确地写下了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的行动方针：“第一，想要思考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自此以后，他便以这一方针为指引，积极行动起来。首先，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阅读《新青年》上。《新青年》是由我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革命刊物。该刊物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为当时的中国青年提供了思想启蒙和精神指引。周恩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研读，深受启发，如同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盏明灯，许多从前的错误见解和困惑都逐渐消散。他在日记中欣喜地将自己的思想变化描述为“忽然的醒悟”，这种醒悟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思想之门，让他更加坚定地追求真理和进步。
其次，他积极投身于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新中学会。新中学会以反日、反封建军阀、救国救民为己任，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爱国青年。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经常参加并领导在神田区的中华青年会馆以及附近一些中国餐馆举行的中国留学生和工人的各种反日爱国集会和宣传活动。他不辞辛劳地撰写传单，精心印发宣传品，在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反日、反军阀演说，为救国救民而大声疾呼，奔走忙碌。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当，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留学生和同胞的爱国意识，共同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
然而，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群体中，人员构成复杂，阶级成分多样，政治思想也极为混乱。他们之中既有充满革命激情和理想的青年，也有主张改良主义的温和派，还有保皇党等保守势力，甚至存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这些不良分子暗中监视留日革命青年，不择手段地破坏反日爱国活动，给爱国学生们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和威胁。周恩来对这类奸佞小人向来极为痛恨并嗤之以鼻。他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曾经和其他爱国留学生一起，与他们进行过多次激烈的面对面交锋。在这些交锋中，周恩来凭借着敏锐的思维和犀利的言辞，常常将他们驳斥得哑口无言，弄得丑态百出，狼狈不堪，有力地捍卫了爱国学生们的权益和尊严，也彰显了他坚定的爱国立场和卓越的斗争智慧。
1918年夏，日本因米价猛涨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骚动，史称“米骚动”。9月中旬，军队开枪打死了13名参加暴动的矿工。这一残酷的事件给周恩来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深刻的反思。长期以来，他曾将日本视为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榜样，期望从日本的发展经验中找到适合中国的道路。然而，“米骚动”事件让他深刻认识到，日本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社会内部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和矛盾。这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救国思路，意识到单纯模仿日本的模式并非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道。他意识到，必须寻找一种更加符合中国国情、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方法和道路。
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这一全新的思想体系为周恩来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和启示。“米骚动”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开始日夜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凭借着出色的英文能力和一定的日文阅读水平，能够较为顺畅地理解经典著作的深刻内涵。在深入研读的过程中，他仿佛在黑暗中找到了一丝曙光，逐渐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同一把钥匙，为他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大门。通过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的世界观开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他不再局限于过去的认知和思考模式，而是从一个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理解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这种思想上的转变让他在国内外求索的艰苦过程中，从曾经的迷茫和困惑中逐渐走了出来，看到了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光明前景。
他无法抑制自己内心无比欢欣和振奋的心情，在《雨中岚山》纪游白话诗中，用“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这些形象生动的诗句来表达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以及摆脱苦闷后的喜悦心情。他深刻地感受到，一种新的力量正在孕育和崛起，一个新的历史潮流即将到来。他预感到，中国的觉醒之日已经不再遥远，阿芙乐尔的炮声仿佛即将穿越时空，震撼中国数千年沉睡的大地，为中国带来全新的变革和希望。在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下，周恩来毅然决定“返国图他兴”，他决心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于“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之中，用自己的所学和行动，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相信，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他将与无数志同道合的爱国志士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他的这一决定，不仅展现了他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和无私奉献精神，更标志着他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迈出了坚定而重要的一步，为他日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