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疆的故事，只能从1975年12月开始讲起，因为那时我刚来新疆，对新疆人和事的认知，也只有从那个时与空开始……
九、坐着驴车去县城粜米办年货
记不清是一九七六年一月的那一天，只记得是我来到大泉四队的一个月零几天，能肯定是一月上旬。也能记得生产队打谷场上堆积如山的稻谷，经过男女老少不分昼夜、加班加点的共同行动，赶在农历过年前二十天全部碾打完毕，颗粒归仓、落袋为安。
奋战在二十公里外大湾水库工地上精挑细选的二十名青壮年男劳力，经过两个月的“抗严寒、战大湾”考验，完成了公社革委会下达的土石方任务，凯旋而归。
尽管经济落后、条件艰苦、物资匮乏，但辛苦了一整年的农民社员，准备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浓。毕竟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大人和孩子沉浸在即将过年的忙碌和欢愉之中。
有的家庭借用生产队性格温柔的马匹，骑着马驮上二三十公斤分配的口粮大米，向东经过高潮公社创业一连，再向北穿过奎屯河下游河坝，到农七师130团农工连队粜米换钱。变现后有的到邮电所汇寄到老家孝敬父母的；有的准备购买火车票，拖儿带女回老家省亲的；有的准备凭票给孩子添置新衣服的；还有的到了年末岁初偿还债务的，总之，都是为了养家糊口之需、履行赡养之责。
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分折算价值，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直接现金交易，都离不开一个钱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民，必须饱受计划指令的约束。
生产队会在一年粮食的总产量里，刨去上缴国家供销粮的数量后，所剩余的粮食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在这个基础上，生产队还要扣除一定比例的储备粮，以备不时之需。最后所剩余的粮食总量或许是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也或许还不到三分之一。这部分粮食才能参与社员的劳动价值——工分折算的交换和分配。
再然后，统计出生产队全部劳动力劳动工分的累计数，用参与分配剩余粮食的总数除以劳动工分的累计数，就得出了一个工分交换的粮食比例。最后，按每家每户的工分总值匹配为每家每户应该分到手的粮食数字。
如果有的家庭有效劳动力少或孩子多，往往一年的粮食不够吃，为了维持生活，特别是每年青黄不接的六七八月份，揭不开锅的时候，就得向生产队借储备粮，但到了年底分粮食时，是必须要扣除的。那个时期，家里老弱病残多的家庭，受穷受困是常有的现象。
后一种收入一般不参与分配，而是留作集体资金。即使供销粮微薄的返还款，也要按比例留取一部分作为队集体的生产储备金。整个过程和分配粮食一样，最后的剩余现金，才能进入等值比例参与现金分红。
土地少而贫瘠，产出就少，参与分红的现金收入就少，像大泉四队就属于少的村队。据二哥说，最好的年份，一个工分也就是一毛钱左右，一个壮劳力一年最多挣两千个工分是极限。分值大概两百元左右。大泉四队是新成立的生产队，大部分家庭只有两个主要劳动力，有三个劳力的很少。有些活男女劳动赋予的工分还有区别。男多女少。
平时让孩子或大人，在工余时间到东海子割芦苇这个是允许的。内地有些省份来的人，有一手编竹席、竹筐的手艺。这些人家在不耽误生产队农活的夜晚，可以熬夜幸苦编制苇席和苇帘，但只能以更低的价钱缴售给生产队，换取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手慢技术差的人还不够点灯熬油的费用。所以，能吃的了这份苦、挣不了这个钱的家庭是绝大多数。
脱离题目和写了这么多，并不多余。那个时期，新疆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生活尚且如此不能殷实。那么内地人口稠密，人均耕地稀少的省份和地区，农民和社员生活艰辛、收入微薄、日子拮据，甚至吃不上饭的现象，就根本不难理解。这也是上个世纪新疆吸引内地人自流迁徙而来的最主要因果。
农活稍缓后的某一天，我姐夫老谭套着毛驴车，拉着二哥和自家的各五十公斤大米，捎着二嫂和我，凌晨两点钟出发，从高潮公社五星二队绕道四十公里，历时十个小时，于上午十二时到了乌苏县城。
摇摇晃晃，一夜路程。根本顾不上歇停，前往驻县的伊犁州第三汽车运输公司和新疆地质七大队家属院，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按照一公斤大米兑换两公斤白面、三公斤苞米面的换比，每家兑换了二十公斤的大米。另外三十公斤经过讨价还价，按照每公斤九毛到一块的不等价全部粜卖。
然后马不停蹄赶往县城邮电所，二嫂给老家的我爸妈汇寄了五元，姐夫老谭给河北老家的他爸妈汇寄了五元。接着又赶到县城客运站旁的旅社门口食堂，三个人花了一百五十克粮票、两毛四分钱买了三个大馒头，一人一个就着冒着热气，免费的砖茶水，“饱餐了一顿”，暖和了身体，恢复了饥饿难耐、口干舌燥、筋疲力竭的体力。
稍事休息后，把车驴卸在临时车马停歇场。用一个里面装着粗饲料，袋口系着麻绳的化肥编织袋，套绑在驴脖子上。把换来的四个面粉袋子仔细扎绑结实，给看护车马场的维吾尔族老大爷掏了五支丰收牌香烟，反复交待了一番，就带着我赶往县城北边的第一商场。
其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新疆县城商场的商品相比甘肃老家乡下门市部的商品，在花色品种上没有太大区别。要说区别的话，新疆县城商场的购销量要旺盛许多。我记得二嫂和姐夫老谭使用牛皮纸印刷的“购（销）券”经过反复比对和筛选，买了一口大一点的铸铁锅、各半公斤水果糖和白砂糖、几米碎花炕裙布、四瓶散装白酒等等……。反正杂七杂八的也不少，由于时间久远，已记不清楚了。但二嫂买了十个大白兔牛奶糖，顺手塞给我两粒的过程我至今历历在目，清晰可鉴。
在县城办完所有的事，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姐夫老谭有一块从老家河北戴到新疆，表面已经发黄的手表），赶忙返回车马场套上驴车，看场子的老大爷又追着讨要了一支香烟，就快驴加鞭地用了五个小时赶到高潮公社开理发店的甘肃老乡家借住了一晚上。
到老乡家吃了一顿苞米面发糕就白菜，每人喝了一碗大米粥，己经到了凌晨一点多钟。二嫂和姐夫老谭和老乡夫妇家长里短了不大一会儿。给老乡家给了两公斤大米，表达感谢情意后，就人困马乏地睡下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老乡不容推脱地给我们选装了八个大个儿红薯和两个不大不小的南瓜，以示常来常往关系密切。我们又催赶着毛驴车，历时四个小时终于回到了原点——有家和有情有温暖的地方——大泉四队。
其实，那时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到了大冬天即使有短暂的农闲，天冷路滑、交通不便，老乡之间哪有时间和功夫专门相互走动。每年或许一两年的深冬季节，上县城换面粉卖大米，早晚两头不见天光，万不得已借宿打尖时，才有机会互相走动一次。
虽然和老乡来往并不频繁，但双方的关系如同一家人一样，理解体贴和真诚。一旦摊上或遇上难以克服的大事和困难，老乡之间都会毫不含糊地共度难关、鼎力相助。
无疑，这趟县城之行，不但用劳动成果换来了微薄的现金收入，更重要的是离家在外的儿女，给仍然困顿在老家的父母寄钱，用以表达孝心和挂念。也清晰地表达着新疆的条件和经济收入，远远好于老家、高于老家。竭尽所能地慰籍着儿行千里母担忧的牵肠挂肚。同时，置办齐所谓的年货。大人们竭尽所能，也要给孩子们创造条件，度过一个愉快高兴和幸福的春节。
我们出了五星二队的庄子，经过东海子旁边的路上，碰见巴特尔大叔骑着他的大黑马，站在苇湖旁的路口，等着给我们让路。他大老远就拉长着声音喊到：“哎——，常家老二媳妇子，上乌苏去了吗？野猪的那个红烧肉吃了嘛，味道呆不呆（好吃不好吃）嘛”？二嫂响亮地应答道：“还没有呢，已经腌上了，正挂在锅头上面熏着呢，等待过年吃”。巴特尔大叔有点失落和抱怨地说：“你们真会过日子嘛，操那么多心做啥呢嘛，赶紧地嘛给娃娃们嘛，做着吃了，春节的肉嘛我有呢”，说完挥鞭策马向着五星二队方向疾驰而去，身后传来马蹄踏雪击冰，粗犷凛冽的哒哒声，和着巴特尔大叔的蒙古长调，悠扬直接、铿锵有力。
二哥是一个计划周密的人，姐夫老谭虽不善言但勤快有加。早在两天以前，二哥就催促着二嫂抓紧时间上县城变现大米，好把钱赶快寄给老家的父母，把两家子人过年的东西置办妥当。不然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落下来，啥事都没办法做，根本出不去。
果不其然，没过一个礼拜，一场十年不遇的暴风雪，措不及防地席卷了整个天山北坡。大泉四队毫不例外地陷入了长达一个月的与世隔绝的孤岛日子。
物质的存在无时不刻，量变和质变不断转换，此消彼长，让矛盾永远客观存在。人定胜天，战天斗地。唯物主义辩证学也有运动过程中短暂的的盲点，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解释的具体而抽象。一场暴风雪的代价既不敢忽略、也不能重算，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代烙印。